来源 | 潇湘晨报（xxcbwx）
编译 | 实习生 谢晓宇
如果有一天，医院突然来了1位重症患者和5位轻症患者，但不幸的是，医疗资源不足，你必须放弃1位重症患者或同时放弃5位轻症患者，你会如何明智的选择？
这道哲学选择题，如今摆在了美国医生们的面前。
图源：Doug Cha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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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慢慢的变成了全球当前最可怕的事情。美国，作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经不得不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
起初，人们担心的是呼吸机会供不应求。
可是现在，呼吸机短缺已经不再是最棘手的问题了，一个伦理与道德问题摆在了眼前：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许多医院缺少医疗设备、运输物资以及工作人员。这时，医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哪些病人应该被优先抢救？
哲学家约翰·托瑞克（John Taurek）在1977年的Should the Numbers Count一文中曾提出一个医生可能面临的两难选择：
想象一下，你手中的药物极其有限，如果这6位患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那么他们都会死——这是最坏的结果。幸运的是，这六位中，只有一位的病情最为严重；不幸的是，你只有把手中极其有限的药物都用于对他的治疗，他才能活过来，而其余5位，却只需要你用手里药物的1/5。
你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只救那位重症患者，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救其余5个不那么严重的病人，但你就是没办法救活所有人。
“我会选择救其余五个，”——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能救其中5个，总比只救1个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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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药换成透析机（这种设备的作用是把血液里的废液和有毒物质过滤出去，大多数都用在尿毒症患者），所面临的抉择也同样如此。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ICU（重症监护室）工作，只剩下一台可用的透析机了，而你的病房里，有两个病人都极其需要它——一个患者的情况更好，只需要经过几天的透析机治疗就能恢复；而另一个，病情已经恶化，可能需要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治疗。”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优先治疗那个情况更好的患者，理由很简单——只有这样，才可以在透析机短缺的情况下多抢救几位病人。
托瑞克教授却提出了相反观点。他认为人数不重要——究竟选择救几个人，不是我们也可以考虑的事情，我们没有资格替患者决定生死。因为生存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得不到药，每一个人都会死。“如果非要选择，我会抛硬币来决定。”
你可能会反驳，如果把五个人承受的痛苦加起来，难道不比一个人的痛苦多吗？为啥不选择痛苦更少的方式呢？
托瑞克教授认为，痛苦不能简单相加，每个人只承受了自己的那部分。说得更明白一点。假如一个患轻微头痛的人来了，你只有患严重头痛才能代替他遭的罪，让他不再头痛，你肯定不会做这笔交易。接下来第二个患轻微头痛的来了，同样，你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患严重头痛代替他们俩遭的罪，第三个来了，第四个来了，第五个来了……如果你答应自己患严重头痛，这五个患轻微头痛的人都会痊愈。那么，这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有权利要求你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其中核心观点是，“这六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托瑞克教授说他选择抛硬币的原因。
“如果硬币的正面朝上，我们就救那个重症患者；如果反面朝上，我们就会救其他5个。”
当然，也有许多人不喜欢托瑞克教授的观点。其中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回答很有说服力。
他对“平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该把每个人的生命看作平等，而不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平等起来。生命是可以相加的。“很明显，拯救更多的人，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每一条生命都是平等的，拯救更多的人，就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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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何为正义？是托瑞克的生存权利平等更正义？还是帕菲特的生命平等更正义？
事实上，正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现实中还更复杂，涉及到阶层问题。
如今的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点，是疫情本身并没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阶层的社会群体，它迈着极其高傲的步伐，让那些本就穷困潦倒的人，断了活下去的希望。贫穷，让他们失去了最关键的救命稻草。
富人，可以迅速地得到检测或接受治疗；而穷人，连被检测的权利，都没有。疫情来袭，公司纷纷裁员。穷人，只能用自己那被忽视的生命，去冒险，去谋生。
刚领到工资支票的餐厅雇员牵着孩子回家，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2020年3月19日。餐厅店主因疫情关闭四家店面，辞退650到850名员工。图源：2020 AP Photo/Mark Lennihan
这不是偶然。这是数年来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大家可以对托瑞克教授的例子进行微调。
假设那位唯一的重症患者是社会底层的穷人，一直遭受社会的不公正对待。另外五位轻症患者是富人，一直享受社会的优待。这位重症患者要求我们把手里的所有药物才能得到救治。那么，站在伦理与道德的角度，是否应该为了弥补社会长时间为他的不公，而给他一次平等的生存权利呢？
让弱势群体受益，这样就公平了。
这确实看起来非常具有吸引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该强迫医生去改变这种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吗？医生，又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呢？
很明显，这并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
医生应该考虑的是——病人目前的治疗需求，而不是其他。与性别无关，与种族无关，与家庭情况无关。医生所做的一切，只能与患者的身体状况有关。医生的职责，从来只是治病救人。
只有我们，只有身处在这个社会的其他所有人，才有责任去解决这场疫情所暴露出来的、最深刻的社会问题。
那么，当病人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医生应该怎么做？当病人的数量比透析机还多时，医生应该怎么做？
跟随托瑞克教授抛硬币？还是试图去拯救最多的人?
这真是个难解的问题。
参考资料：
1.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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