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正在与医护人员做心理治疗团体工作坊
那些捂了一个多月的心理伤口，通过在电话连线或前往疫区一线的心理援助，正在一点点被看见。“有的人（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心理问题的显现现在处于缓慢的开始（阶段），慢慢上升，但没法预测”
要弥合整个城市的伤痕，刘恩益开出的“药方”是尊重与倾听。“任何一个人都有情绪，但可以控制，不越界，对别人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彼此更多理解。”简单质朴，却也是在这场无人能逃的心理战役里行之有效的根本之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8期
文 | 本刊记者 邱苑婷 杨楠 发自北京武汉
实习记者 何沛芸 宫健子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6105，细读大约需要14分钟
看到同事回到宿舍时的样子，在武汉的护士小晴（化名）被吓坏了。
同事头发蓬乱，头上戴着婴儿纸尿裤当面罩，还戴着墨镜和帽子，回到宿舍就一直在反复洗手、消毒，整个人神态恐慌。夜已深，但同事硬把所有人从床上叫了起来，语气急躁地要求大家打扫、消毒。
小晴担心却又不知所措，非精神心理专业的她不知道对方也许会出现了急性应激反应的相关症状。那是疫情早中期，大量感染者涌进医院，防护物资尚未到位，医护都在超负荷工作。那位同事已经好几天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焦躁易怒，频繁和他人发生冲突，最后主动向上级报告状态不好，请假回家休息了几天。
有人建议对方趁着休假，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然而，同事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几天后，便以这样一副惊悚模样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
“她在忙着保护自己。”接到小晴的求助来电后，广州心晴门诊的心理咨询师王靖贤这样分析。“当下事情正在进行时，他们的注意力优先用在应对紧急状况上，反而不会去求助心理工作者。但等疫情平复之后，一切恢复正常，这样一个时间段心理问题的影响反过来会逐步凸显，也许才有时间停下来去寻求帮助。”
广州心晴门诊心理师王靖贤
尽管在王靖贤看来，心理问题的存在相当正常也值得被看见和诉说，但为了让公众更好理解，这种现象也会被同行开玩笑比喻成“藏臭袜子”——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王振的说法是：“比如说你脱了一双臭袜子，没时间洗你会怎么办？先找地方丢进去，藏起来，袋子一扎臭味不要出来。哪天你空闲下来，你说我得处理处理我的臭袜子，你打开来，好臭。得一双一双地去处理，你如果不处理，永远在越来越臭最后烂掉。”
2月中下旬，从上海、广州出发的援鄂心理医疗队分批抵达湖北；在此之前，全国各类专业心理机构也纷纷开通心理援助热线。那些被捂了一个月有余的心理伤口，一度被压抑的创伤情绪，通过电话连线或前往疫区一线的心理援助，正在一点点被看见。
采访中，几乎每个在一线的心理医生都接触过急性应激反应（简称ASD）或替代性创伤的案例。ASD的常见症状包括因创伤事件直接或间接带来的焦虑、抑郁、回避、麻木、闪回、隔离、睡眠障碍、易怒、强迫行为等——尽管大多数人在遭遇创伤事件后都会出现类似的应激反应，但通常可以在一周到四周内逐渐自我调适，如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则可能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有的人（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心理问题的显现现在处于缓慢的开始（阶段），慢慢上升，但没法预测，我们只能是静静地等候。”王靖贤说。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派出的援鄂心理医疗队出发前合影
缓慢的开始
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听到脚步声，一位正在小憩的护士冷不丁醒来。
得知来者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刘恩益，护士顺口聊起来，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睡好觉了。许多时候她都会像这样，因为一点风吹草动突然惊醒。汉口医院是武汉最早的三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早期急诊室和发热门诊人满为患，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求诊患者依旧排着长队，从诊室门口直到医院外。
睡眠问题是最常把医护人员带到心理医生面前的情况。尽管每个心理援助小组都在对接医院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但每天主动来访者的数量通常是个位数。有心理咨询师倾向于认为大部分医护的自我调节能力足够应付，PTSD的影响没那么严重；也有人认为，医护不愿来、不想来，是囿于工作、时间、意愿等各种原因，许多心理问题只是在被遮蔽的状态，没有暴露不意味着不存在。
刘恩益所在的小组因此设立了每天心理巡房的环节。于是就在病房里，刘恩益搬凳子坐在护士边，不动声色地开始进行心理疏导。她的大部分个体心理疏导都是在病房里完成的，期间护士不时会被病人叫走，谈话不得不一次次中断。她们各自穿着防护服，起雾的护目镜会挡住视线，说话要比平时大声，听声音也更困难——但只要有人愿意谈，顾不上地点私密、时间连续等等常规心理治疗规范，“能帮一个是一个”。
不愿面对，不想再次触碰痛苦，这是许多医护不愿主动求助咨询师的原因之一。鉴于受疫情影响的规模，团体工作坊成了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作为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的领队，王振在团体工作坊里曾听到一位中年女医生这样说：
“我今天来参加就是来完成任务的，我们主任一定让我来。我没事，我就来陪陪你们，你们说吧。”
说完这句开场白，那位医生便冷静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但随着其他人分享疫情期间的经历和感受，她逐渐打开话匣子，说得停不下来，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了下来。
“她说，‘疫情之初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还得给我的手下说，不要怕、没关系的，我们做好防护就没事。其实我心里怕得要死，但我还可以装得很坚强。我扭过头都想流泪，回过头来就跟人说，没关系，有事我来顶。’……她要鼓励和照顾团队，把自己的脆弱完全藏起来，完全不能表达。”
医生走的时候跟王振说，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来参加团体心理治疗，她恐怕没有机会纾解这些情绪，“你知道吗，我感觉好很多了。”
在王振的印象里，来访的医生比护士少，男性更大大少于女性。他推测，医生的职业属性、男性的性别特质让他们不习惯自我暴露，更愿意选择自我消化与调节，而面对创伤事件，人自然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是回避、压抑、隔离，也有人用不断工作来转移注意力，逃避面对积压的创伤。
在金银潭医院，采访经历了早期疫情的男性医生时，《南方人物周刊》观察到如果聊到“第一批接收的病人”，对方往往会双眼放空、看向其他方向，或者要依靠手机翻信息照片等才能想起来。也有医生在早期经历过一夜值班送走四位病患后，将近一周都在不停地和同事重复“我们班不能这么上”，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少数年轻护士尽管可以正常上班，但神情显得有些呆滞、发木——王振解释，这种现象叫分离，对周围正常的刺激反应偏弱，看起来反应慢，其实很可能是头脑中不断闪回当时的状况和场景。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做心理援助的汪晓晖则明显感到，如果当天传出同院医生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打电话或加微信做心理咨询的医护人员会显著增多。对方会开门见山，直接表达诸如“我非常难过，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首先肯定他们的情绪是正常的，不给它妖魔化。”汪晓晖通常会鼓励医护人员先把情绪表达出来，“多说，不要放在心里，可能说出来后情绪会得到一些释放，他们也会感到轻松一些。”
上海援鄂心理医生正在与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交流患者的心理状况
打开心扉
诉说是疗愈的开始，但许多时候，在疫区的心理援助者首先面对的是拒绝和不理解。
“谢谢你们关心我，但我说了也没用。”在武汉市汉口医院，一名确诊的男青年这样对郭耀光说。郭耀光是和刘恩益同批支援武汉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他巡房的过程中，不少患者面对心理援助的第一反应是“说了你们也帮不上忙”。
尽管一直拒绝，患者却也在不断表达自己的困境：有一位患者的母亲确诊后住在另一家医院，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一直瞒着自己也被感染的事实。最近母亲出院、要去隔离点集中隔离，她有基础性疾病需要陪护，便打电话给儿子，希望他接自己出院、照料看护，但儿子依旧不想说出真相，只好找借口说社区不让出门，迎来了母亲一通“不孝”的臭骂。
“我跟你说这些，你能让我早点出院吗？”说到这里，患者的语气几乎是质问了。郭耀光感受到了对方的愤怒和委屈，但他知道，如果此时直接给出建议或试图安抚，反而会把对方的情绪堵回去，当下他能做的就是倾听。不知不觉一小时过去，对方激动的情绪发泄殆尽，开始进入了一种无奈而缓和的状态。这时，郭耀光才尝试着让对方回想自己还有哪些可用的支持资源，比如亲戚、朋友、社区，是不是可以尝试换种方式再次与母亲沟通……放下情绪后，对方开始慢慢恢复到理性思考、处理问题的状态。
临走时，郭耀光看到对方一个人坐在床上，拿着手机陷入沉思。后来回访时，听说对方已自行联系到社区人员帮忙。用王靖贤的话说，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不是授人以鱼，而是相信每个个体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社会支持资源，而咨询师要做的，是在他们被眼前的痛苦蒙蔽时，帮他们重新发掘自身和周围已有的资源。
刘恩益面对的患者更加棘手。医护人员告诉她，病房里有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高知老人，总念叨着要自杀，但非精神心理专业的医护不能判断对方是否真的有自杀风险。探房后，刘恩益很庆幸当班医护人员的警觉——老爷子躺在床上根本不理人，午饭时间已过，但他的午饭一动未动。
头十分钟，刘恩益都在试着引起老爷子的回应，拉家常问为什么不愿吃饭、睡得怎样，对方始终不搭理，最多来一句“你走吧不要理我”。直到刘恩益提到自己是从广州来的，老人稍微放下了防备，但还是没好气地说“吃不吃都没太大意义了”。
刘恩益趁机追问下去，老人表明了自己想跳楼，认真思考过病房窗户的大小和高度，已经好几天情绪状态极低。从精神科专业视角看，刘恩益认为对方的言语、行为退缩表现很明显，也有实施自杀行为的准备和意愿，绝不是护士所言“说着玩而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倾听，刘恩益了解到，老人早期的就医经历曲折，在无法确诊、居家隔离、入住医院之间几经波折反复，感染了自己的老母亲，居家隔离期间还经历过重症阶段——尽管已逐渐好转，但重症时期呼吸困难、“生不如死”的痛苦，让老人心有余悸。
压在老人心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对即将前往的集中隔离点的恐慌。同病房的年轻人出院隔离后，曾给他发来集中隔离点的照片，老人看过后十分抗拒，但如今居家隔离又不被允许。一次次现实与意愿背道而驰，老人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不信任与不安情绪，他担心自己如果在隔离点得不到好的照护，又回到之前重症的情况——“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位体面了一生的老人，说着说着突然一下子把口罩拽上去、蒙住眼睛，隐忍而压抑地哭了起来。入院后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没有亲人朋友可以来探视，医护人员也没有时间详细了解每位患者的心路，所有这些感受，老人是第一次完整说给另一个人听。
刘恩益实在忍不住了。为安全起见，疫情期间精神科医生通常不能和患者有任何肢体接触，甚至不建议递纸巾，但眼下，她隔着手套握住了老人的手。
也是由此开始，与老人的沟通顺畅了很多。刘恩益分析，老人的主要症结来自于情感支持的缺失、信仰体系的崩塌、对复阳和再次经历痛苦的恐惧，按照自杀危机干预流程，心理援助者需要根据来访者的特征逐步引导，唤起正向积极的情感，同时给予关于疾病的正确信息，从认知上为对方提供确定感。老人有一个在德国读书的儿子，也十分注重家庭传承。从这几点下手，刘恩益试着让对方聊聊孩子，调动对方对孩子的骄傲之情，以弱化对家庭的内疚自责等消极情绪；也认真地和老人讨论各级政府的措施和支持，从医学角度告诉老人复阳的几率很小。
一直不相信医生解释的老人，在听完刘恩益的话后，破天荒点了头：“那我就相信你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谈话的最后，刘恩益再次与老人确认：“去隔离点后如果再测出阳性，或者再出现类似不好的事情，你会怎么办？”
老人非常明确地说：“我之前这么痛苦都经历过来了，隔离点有什么。不会像之前那么傻，不会自杀了。”
社会的愈合
“这次疫情没有人可以逃脱，明白我意思吗？”
广州心晴门诊的心理咨询师王靖贤曾在疫情热线里接到不少心理求助电话。有因为隔离被迫长时间同住的家人矛盾不断升级的；有没有一点武汉接触史却怀疑自己被感染、崩溃哭泣长达两周的；有从武汉放假返乡、做了六七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CT一切正常但仍在外自我隔离一个多月不敢回家的大学生——电话里，这位来访者显得相当苦恼，尽管医生明确告诉他已经解除医学观察、可以回家，但他仍然无法说服自己。他告诉王靖贤，自己也有一定的可能是新闻里说的那种无症状感染者。
对这类已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与情绪的应激反应案例，在常规咨询里，王靖贤通常需要追溯到咨询者过往的成长经历，了解来访者（咨询者）人格形成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更好地帮助来访者理清当下应激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来访者通过更好地理解自己、看到自己，症状就会减轻甚至很快好转——通常，疫情只是一根导火索，激化了固有的行为或关系里的问题。之后，再引导对方尝试自己习惯的放松方式，为自己的强迫行为制定明确的可量化规则，比如再做完几次检查、没问题就可以回家。
疫情刚暴发时，许多人都陷入信息焦虑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王俊秀主导的“疫情下的社会心态分析”项目报告数据显示，除夕（2020年1月24日）至大年初一（25日），45.6%的民众每天花三小时以上关注新冠肺炎疫情，40.8%的民众每天有一到两小时左右关注疫情，排名前列的情绪体验依次是担忧、恐惧、悲伤、愤怒和恐慌，乐观、平静情绪相对较低；从1月24日至2月10日，“随着疫情的变化，担忧情绪依然最高，但呈下降趋势，愤怒和恐惧情绪随着疫情和舆情而波动，在一些事件节点上表现尤其明显。”
面对突发疫情，大多数人即使出现急性应激反应，也可以逐渐自行调适状态，但对于本身具有抑郁、焦虑、敏感、高共情等基础人格特质的人来说，替代性创伤尤其值得关注。在线上心理援助小组接触的案例中，原有抑郁症的人群是最急切寻求帮助的——男孩阿韦（化名）因重度抑郁已持续就医一年，但大年三十那晚，因过度陷于负面信息，他的无力感和愤怒加剧，原有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可眼下就医开药却更为困难。
王振更担心的是整个社会信任感的愈合。他接触过一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拒绝说话、拒绝出院，要求安乐死，自觉是家庭和社会的累赘。担心被社会拒绝、歧视，空穴来风，这种心态并非全无根据。王振接触过回不了家的护士，也听说过患者痊愈后结束14天隔离回到社区，身上被泼酒精的事情。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王振
“这种酒精喷到往下流的程度，你说他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别人都不要我，我就是祸害，我再怎么努力，别人也不会喜欢我。这种强烈的自责，会伤人，有的人会伤得很深很深……事后呢？等三个月后咱俩见面，他可能也会感觉自己做得不对很内疚，你也很尴尬，看他也很恨，这种情感很复杂。因为很多社区都有被感染的，这种事会很伤害这座城市。”
个案可以一个个处理，王振表示这通常并不难，先引导对方把情绪充分表达出来，再从认知上让对方了解到，公众排斥的是病毒，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但若要弥合整个城市的伤痕，则需要太多人力。
“为什么中国这次的反应和之前都不一样？它和地震、洪水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潜在的危险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在病毒的威胁之下，你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王振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刘恩益开出的“药方”是两个词，“尊重”与“倾听”。“任何一个人都有情绪，但可以控制，不越界，对别人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彼此更多理解。”这些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简单质朴，却也是在这场无人能逃的心理战役里行之有效的根本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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